宪法还规定，法官由联邦总统或联邦总统授权的联邦部长根据联邦政府的建议任命。

摘要:  对行政决策开展成本效益分析在我国虽有规范基础，但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仍付诸阙如。其次，成本收益分析的货币化操作通常并不能完全反映社会主体的情感偏好和道德倾向。

但正如有学者在阐述发展中国家是否适于采取成本收益分析时所指出的：相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更加经受不起产生社会净成本的措施。[39]参见王锡锌：当代行政的‘民主赤字及其克服, 《法商研究》2009年第1期，第44-46页。[71]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当个人的收入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财富的增长对于健康状况的改善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的态势，[72]因此，虽然这一部分合规成本的消耗可能导致企业管理层人员高薪的降低，但却可能为失业人员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同时也不会减损高薪人员的健康状况。[41]高秦伟：‘科学民主化与公众参与，载沈岿主编：《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新发展》，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65页。而货币化的成本收益分析则可在一定程度上对此加以补救。

另一方面，由于成本收益分析乃是使用技术官僚式的话语对决策做出评价乃至批评，批评者无需诉诸具有煽动性的政治攻击或道德抨击，便能够引发对无效决策的关注，因而对于拥有强大影响力的政治参与者来说，此种批评也相对不那么具有威胁性。第一，为了解决公众表达支付意愿时面临的信息不足、情感预测错误等问题，并为测算成本或收益时不可避免的裁量决断提供正当性依据，可以在成本收益分析过程中适时引入慎议（deliberative）的公众参与程序。[52] 梁启超：《日本国志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0-51页。

中国19世界末的民权一词源于日本，主要指与表达和选举被选举相关的臣民政治权利和自由。[94] 本书编写组：《法理学》，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中文法学中系统论述法律关系的著作，是从1950年代中期起陆续汉译引进到中国的前苏联法学作品，这些作品在一般意义上使用的权利概念，几乎都属于包含权力的外延复合型。见陈波：《中国近代法理学》（1895-1949），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6-20页。

故人民对人民有权利而无权力，亦无命令之力，凡有权力为命令，乃国家固有之本分也。（三）由于上述结论阐明的原因，至少我国高校法理学教科书应该放弃外延复合型权利概念，改采外延单纯型权利概念，同时后者的相对学科地位也需要做切合中国法律生活实际的调整。

从逻辑上看，编写者此时实际上是按自己表达的需要，通过随意变换概念的外延，用另一个概念替换了先前使用过的概念。（2）中国19世纪末的民权主张，不是国权优位主义的表现，而是一种政治与公共参与方面的权利主张。日本1865年经西周训点和翻刻《万国公法》后，最早接受和使用权利（權利或権利，日文两者通用）[43]一词的学者和著作，是加藤弘之和他1868年发表的《立宪政体略》。种权利与类权利的区分是分析宪法文本的产物，有些学理意义，没有实际意义。

[40] 同上书，《劝学篇·正权第六》，第21页a—23页b。[114] 如对我国《民法典》规定营利法人设立权力机构中的权力一词，以及规定法人法定代表人和内设机构的职能为职权（职权属权力的表现形式）的恰当性，学术界一直看法不一。或多或少使用外延复合型权利概念，差不多已成为20世纪初以来中文法学多数入门型教科书的传统做法，不管其载体称为法学通论还是法理学等等。汉译《万国公法》第1卷第2章第19节实际上只是对英文原文第1卷第1章第8节正文及其文字量更大的包括所引法文协定条款内容的一个概述。

如在英美法中，普通公民和国家机关官员，都享有某种privilege (特权）和immunity（豁免）,如果按行为主体和性质划分，个人的特权、豁免应该归入权利范围，国家公职人员履行公职的特权、豁免应该归类入权力范围。其次，‘资产阶级法权一语，出自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把这句话中的同一个词recht分别译为‘权利和‘法权，造成了概念的混乱，甚至导致理论上的错误理解。

读者若有所援引，对应文字请以《中外法学》发表版为准。笔者相信，若以法权置换外延复合型权利，法理学作为法的一般理论会显得更加和谐、自然。

因为，在包括英美法系国家在内的近现代大国的宪法文本中，权利与权力划分都是比较清楚的。[20] 丁韪良则在1877年继续推动对权利一词的社会认同，他写道：粤自造物降衷，人之秉性，莫不自具应享之权利，应行之责守。[5]司马迁也在权势财利的意义上说到了权利，如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21]这已是在一般理论层面讨论权利，超越了包括国际法在内的法学、政治学的所有具体学科，且涉及权利与义务，权利与正义、不正义，以及权利与人的生物本能之间较深刻的内部联系。无彼我，则无社会可言矣。一ヲ私權ト称シ二ヲ公權ト称ス。

近现代中文法学是中国法律研究活动与西文法学直接间接交流互动的产物，它与传统律学的最主要差别，是特别重视在认识基本的法现象的基础上形成若干抽象概念并以其为依托形成解释全部法现象的理论体系。[101]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年版，第3571页。

＊这是发表在《中外法学》2021年第5期《中文法学中的权利概念》一文的原始版，包含的文字信息量大于期刊发表的压缩版。[77]  [日]矶谷幸次郎：《法学通论》，王国维译，商务印书馆1902年版，见《法学通论与法的本质》，何佳馨点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第60页。

法学研究是个性化的活动，一个学者愿意使用何种权利概念，完全是自己的事情，再说，中外已有的使用外延复合型权利概念的法学论著本身也值得研究。（2）复合型权利概念的起源、来历、身世、法律实践基础和形成的逻辑路径不明，缺乏必要论述，而法权概念与之对应的方面都显得清楚明白、得到了较充分的论述。

[103] Samuel Johnson,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Volume 2, London: Printed for A. Millar, 1766(photocopy, kelly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RIG.此字典未编页码，条目按读音拉丁字母顺序排列。[53]这些都为梁启超后来进一步认识权利，传播权利一词和自己的权利观念做了铺垫，同时也给他的权利思想打下了较深的烙印。权利作为法学名词出现在中国，是以19世纪中叶世界格局里中国社会生活和语言文化应对中外关系大变局的现实需要为背景的。在汉译日文法学论著作者中较早做这种论述的是奥田义人，他说：权利之种类大别为二：（一）公权，（二）私权。

他写道，在立宪政体下，不以天下为君主显贵之私物，即所谓而是天下之天下也。因此，在通过研究明白揭示了这些关系后，权利权利统一体这个新发现的法学实体就再也没有逻辑资格也没有逻辑能力同中文法学的权利或外延单纯型权利争抢权利这个中文载体，前者要存在必须找到自己中文载体。

[112]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资产阶级法权应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人民日报》1977年12月12日，第2版。传统的权利权力分类标准是双重的，一是主体标准，二是强制力标准。

在清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个人都有多少不等的人身权利和财产等权利，甚至也有制度上带有平等色彩的政治权利，如臣民参加科举考试和经由此途径入仕的制度安排。1886年前后康有为曾用原质表述自主的权利，认为人各分天地原质以为人，[30]严复至1902年还曾给梁启超写信抱怨用权利翻译right的某些别扭：惟独Rights一字，仆前三年，始读西国政理诸书时，即苦此字无译，强译‘权利二字，是以霸译王，于理想为害不细。

他写道，贪目前之苟安，计锱铢之小费者，其势必至视权利如弁毛。在权字母体内，以right一词之内容为基础逐步长成的新概念胎儿必须找到自己专有的载体，摆脱在权字的维度内混迹于power的状态，才能从权字母体中诞出，成为中文法学的独立权利概念。民権可见之于第4、47页。陛下保留其赐予（波兰）的适当内部治理的权利。

见徐刚：《梁启超》，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页。箕作麟祥最早的法学译作是1870年出版的《法国刑法》，这本标50个页码实际上100页的书，从头至尾没有出现權利这个词。

英美法学有很多流派，同一流派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处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学者，对权利外延的看法也很不一样。[12] 我们将会看到，现代中文法学的权利概念和汉语权利一词萌生于中国的1860年代。

[俄]B.B. 拉扎列夫主编:《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王哲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177页。复合型权利概念起源、来历、身世均不甚清楚明白，更不知其产生是为了适应何种社会的或学术的需求，不太符合汉语表意传统。